这种差异促使他针对合同法的实际运作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这项研究也成为后续契约的死亡关系契约等研究的先驱。
有学者认为过去的一百年应该是国际私法法典化的一个世纪。法源一元论只是理性主义法学家的理想。
可以说成功的法典化都是政治家与法学家两个群体通力合作的结果。以行政法典的编纂为例，1960年德国法学家的研究报告就指出：行政法总则范围内任何成文法规定，应促使其有利于‘法的统一性和‘法的安全性两个目的，因此，对于有关联邦与邦之间立法以及在特别法上的一般规定，应尽可能统一。再法典化也无法实现法律形式的完美无缺。社科法学的研究对完善立法当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旦将法典置于法治的中心地位，那么法典具备了作为法治重要标志的核心条件。
同时，移植意义上的法典化需要开展对基础问题的探究，需要意识到法典化也不是法律发展和法律现代化的唯一选择，所以要理性地认清法典和法典化的作用，不要过分地崇拜和追求法典化，特别是不要以西方某一国法典作为衡量法律现代化的唯一标准。完善的法典虽能为法律的发现获取、理解阐释、推理论证、修辞论辩等提供便利，但是再完善的法典也不能取代法律方法的运用，法典只是为阐释提供思维依据或文本资料。(11)参见[美]R.M.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192页。
反思型法的格言是：只有为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反思过程提供结构性前提，法律才能实现其自身的反思导向。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算法社会的秩序调整。与哈贝马斯不同，卢曼对法律反思性的讨论，涉及法律系统发现自身问题并对自身运作加以调整的各种内部机制，与人类主体之间围绕法律正当性的外部商谈并不直接相关。(31)参见周长城、陈群：《集体谈判：建立合作型劳资关系的有效战略》，载《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4期。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本文选择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社会治理层次出发初步构造反思型法体系，尽管每个层次都只能进行一些列举。国家调解不仅相对合意调解处于辅助地位，而且不具强制性，只能在当事人一致同意将该集体合同规则纠纷提交有关调解机构的前提下进行。
对于当前而言更重要的是，多元主义社会宪治还有助于化解功能分化造成的社会整合困境，以及弱势群体的社会排斥危机，尤其是抵御智能社会形成无用阶层的未来风险。在此基础上，他从正当性层面论及了法律的反思性。其次，实质法范式试图通过再道德化和再政治化，化解形式法的危机，但这种逆功能分化的方案，实际上是朝着反现代性方向的倒退。(20)受卢曼关于法律反思性问题的讨论启发，托依布纳重新审视了伯克利学派的学说，指出回应型法不仅包括实质要素，而且包括更富创造性的反思要素。
(29)但从系统论法学的眼光看，他的论述实际上体现了反思型法的基本原理，暗示了高度复杂的当代中国社会应当走向双层治理：各社会领域在一阶层次上主要依靠多元社会规范实施自治，法律规范则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对社会规范施加二阶控制，防止其违反现代法治原则。⑨参见[德]韦伯：《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330页。反思型法与共建理念相契合，主张维护每个社会系统的自创生属性和全面涵括能力。从网络平台借助大数据和算法滥用信息优势、市场支配地位以及实际掌握的社会权力，到虚拟货币挖矿和电动车等新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失衡。
(33)众多三聚氰胺的受害者不仅无法实际行使知情权，获得关于奶粉质量的充分信息，而且难以举证证明产品质量缺陷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⑩参见[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63、78-80页。
而且发现作为规则、制度与观念之结合的法律模式，必然与社会共同演化。(18)中国社会的功能分化进程，参见李忠夏：《法治国的宪法内涵——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
在此过程中，横向的分散管理取代纵向的命令式管理，加剧了目标冲突、弱化了中央权威，可能致使长远目标和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内容提要：当代社会日益严峻的治理问题，根源于功能分化导致的社会复杂性增长，需要法律模式做出相应的变革。(22)参见[德]贡塔·托依布纳：《魔阵·剥削·异化——托依布纳法律社会学文集》，泮伟江、高鸿钧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8-283页。(23)江必新、王红霞：《论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共建共治共享的意蕴、基础与关键》，载《法学杂志》2019年第2期，第54页。那么在后俗成社会，只有立足于普遍认同的价值基础，法律才能对人们提出规范性要求。保障第三方商品测评机构和消费者保护机构的独立运行，为无组织的社会利益提供高度专业的消费信息和政治法律上的代表，迫使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平等协商以解决纠纷，则符合反思型法的原理。
超越自然法学与实证主义法学，社会理论法学在19世纪阐释了法的古今之变，20世纪又聚焦现代法的内部变革，揭示了法律的反思性与法发展的新方向。(40)参见张欣：《算法解释权与算法治理路径研究》，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1期。
反思型法平等对待不同社会系统及其价值追求，不对由此形成的纠纷做出实质评价，而是高度信任冲突各方自行化解矛盾的能力，聚焦搭建谈判、协商的制度化平台，提供谈判、协商的合理程序，并设法在各方事实性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通过推动弱势方的组织化、职业化或为其提供法律援助以及程序性权利的倾向性分配，保障谈判、协商的公平性。(37)参见刘权：《网络平台的公共性及其实现——以电商平台的法律规制为视角》，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
借用哈特的术语，将刘作翔教授按照不同来源加以分类的多元社会规范视为初级规则，将对多元社会规范赋予合法性并加以合法性审查的法律规范视为次级规则，甚至已经可以构建一个反思型法体系。(17)法律系统为了达成解决经济、政治、科学、教育等其他子系统内部或相互之间冲突的成效，又必须创造特殊的规则。
(42)尽管如此，智能社会可能出现的极端不平等，仍然没有超出现代性的范畴。(15) 卢曼不仅描述了上述当代法律危机，而且通过对系统反思性特别是法律反思性的阐述，启示了探索法律变革方向的进一步思路。②诸社会系统的单一取向，同时意味着功能分化的祝福与诅咒。对于卢曼来说，无论是昂格尔所谓后自由主义社会，还是哈贝马斯所谓生活世界的理性化，都仅仅构成高度复杂的社会表象。
(23)然而，共建共治共享的首要主体可能既不是全民，也不是承担治理责任、拥有专业知识、有权调动资源的特定个人或群体，而是匿名的、非人格化的诸社会系统。三、反思型法与当代中国社会治理 (一)反思型法在高度复杂社会的合理性 四十多年来，中国一方面通过对内改革，使生产、分配和消费逐渐摆脱政府事先的指令性计划，使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使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的入读门槛不再围绕家庭成分设置，使宗教信仰、科学研究、艺术创作以及言论的自由实际获得落实。
一方面，社会治理职责的分工和特定社会治理知识的专业化，根源于高度复杂社会的系统分化和功能专殊化。边沁、奥斯丁以后的两百年，实证主义法学逐渐战胜自然法学取得主流地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承认了现代法的可变性，以及立法行动在现代社会的正当性。
合同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有其非合同的社会基础，如果合同双方未能立足具体社会情境充分互动，或者并非均作为特定经济角色受到市场和组织规范的合理约束，又或者未能顾及第三方的合法利益或者社会的公共利益，合同的效力就不应存在。首先，这部法律将国家在电子商务空间治理过程中的主要责任，界定为推进电子商务诚信体系建设，营造有利于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而不是对海量的电子商务经营行为进行实质评价和直接管理。
⑧详细的梳理，参见[德]尼可拉斯·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赵春燕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5页。依据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实施警示、暂停或者终止服务等措施。正是由于不同社会系统基于不同代码和纲要展开沟通，形成了不同的递归性内部沟通网络，储存着相应的明晰知识和默会知识，导致外部的通用型治理模式难以对症下药，才需要激活其自我规制机制，社会治理也不得不向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首先，共建要求全面奠定各社会系统的自主运转基础，这是全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前提。
此后以涂尔干为代表的右翼发展社会整合论，阐述了从机械团结社会的压制型法，向有机团结社会的恢复型法的变革。这既是由于在法与社会的共同演化关系方面，尤其是现代社会的法律模式变革问题上，既有的研究尚不成熟。
首先，由于高度抽象化的法律概念无法用于制定保障政策，维持和促进社会子系统的相互协调，一般性的法律规则和三段论的司法裁判又无法满足解决系统际冲突和社会不平等的需要，形式法范式难以适应高度分化的社会。反思型法适用于网络公共领域的秩序调整。
[德]Detlev Joost：《德国劳动法之体系与基本原理》，王倩译，载《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未来电子商务空间迈向反思型法的关键，还在于构造平台企业内部的权力制衡机制，推进平台企业决策的民主化，以及对平台企业的权力运行过程施加合法性控制，亦即运用权力、权利和法律制约权力，(37)进一步推动电子商务空间和整个网络经济系统的自我反思。